伴随着我国职业教育的快速发展，确立企业社会参与、专业特色鲜明的类型教育办学模式，不断提高质量，实现提质培优、增值赋能成为职业教育发展的主题。在这个重要时间节点上，不断巩固职业教育类型教育地位，努力构建适应新发展格局的职业教育体系，成为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议题。
理念和制度短缺，成为职业教育类型教育不可回避的挑战
不断完善职业教育结构，建立中国特色职业教育体系是职业教育确立类型教育地位的重要途径。然而，从想建立类型教育到真正成为一种类型教育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发展阶段。理念滞后和制度缺位是阻碍当前职业教育类型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
理念层面，智能化时代的到来解构了传统的职业结构，推动了生产模式和组织模式的快速变革，对从业者的技术应用能力、创新能力、迁移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基于“世界工厂”背景下形成的以零距离岗位对接下的应知应会的教育理念，已经无法迎接新发展格局的挑战。
制度层面，一方面，纵向贯通的学历职业教育体系在发展定位上仍不清晰。中等职业教育面临着发展方向不明、规模萎缩、普职比定位摇摆等问题；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由于尚在探索阶段，其存在的必要性、功能定位、与应用型本科的关系等均存在较大争议。现有的中高职衔接项目，还无法从制度上实现职业教育体系内部的有效贯通。另一方面，横向融通难以实现。由于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沟通转换缺乏灵活适配的政策机制作为支撑，仅仅依靠校内课程渗透、校际课程合作、校际学籍转换和综合高中等途径和模式，难以实现普职有效沟通。国家资历框架和学分银行制度的缺位，使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之间、学历教育与职业资格证书之间无法实现等值互换、等值融通。
巩固职业教育类型教育地位，满足经济社会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
为适应新发展格局需要，职业教育需不断完善自身体系的建设，巩固类型教育地位，实现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满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
构建内涵更加清晰的职业教育体系。在坚持技术技能教育理念不动摇的同时，积极应对新经济和新技术的挑战，反思职业教育的根本目的。职业教育不能只关照经济产业发展的需要，片面追求适应岗位所需的知识和技能，更应该确立通过职业促进人格发展的生涯教育理念。应充分认识到职业教育在当今社会的功能定位，它是一种面向人人的终身教育、面向市场的就业教育、面向能力的实践教育、面向社会的跨界教育。坚持职业教育的类型属性，意味着要把职业教育当作职业教育来办，不能简单对标普通教育的发展经验来推进职业教育的发展。要把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区分开来、把科学和技术区分开来、把知识和技能区分开来。
构建结构更加健全的职业教育体系。所谓健全，是指坚持“中等职业教育——专科高等职业教育——高层次职业教育”纵向贯通的职业学校体系。明确中等职业教育的基础性作用，在高中阶段教育职普比大体相当的背景下，结合区域发展需求，充分发挥中等职业教育办学功能。城市与发达地区的中等职业学校将从就业导向转向升学和就业并重，主要为高一级的职业院校培养合格的新生。巩固专科高职的主体地位，以双高建设为抓手，建设一批引领改革、支撑发展、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高等职业学校和骨干专业（群）。稳步发展高层次职业教育，推进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
构建沟通更加灵活的职业教育体系。重点优化完善三条制度：其一，完善职教高考制度，以制度化的建设逐步代替传统局部化的中职升学途径。在推行职教高考制度的过程中配套完善专业教学标准体系和技能水平社会评价体系的构建。其二，完善国家资历框架制度，重在解决技能等级证书与专业人才职称之间的关系问题。因此，一方面需要搭建技能等级、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学历、专业人才职称三者之间的等值互换关系。另一方面通过建立和完善国家学分银行制度解决先前学习成果认定的问题，鼓励学习者自主学习，推进终身教育体系的建设。其三，完善普职融通制度。鼓励地方职业院校试点多种融通形式，先自下而上总结经验，再自上而下细化优化配套政策。
构建办学更具活力的职业教育体系。所谓活力，是指加强企业等社会多元力量积极参与职业教育办学。一方面，推动校企加强深度合作。另一方面，鼓励社会其他力量参与职业教育办学。这就要求政府深化“放管服”改革，加快职能角色转变，由原先主导职业教育办学走向统筹管理职业教育办学，通过制定相关政策鼓励、规范、监督社会力量兴办职业教育培训。
构建交流更加开放的职业教育体系。一方面，职业教育要走出去。加强本土职业院校与国（境）外的优秀企业合作、鼓励职业院校到国（境）外办学、支持职校学生和教师到国（境）外访学交流、鼓励通过“鲁班工坊”和“中文+职业技能”等项目走出去提升国际影响力、积极承办世界职业教育大会并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举办中国职业教育发展成果展，讲好“中国职业教育故事”。另一方面，职业教育要引进来。鼓励引进国（境）外优质职业教育机构来华合作办学，引进国外先进的职业教育办学理念、举措等，同时促进国际经验的本土化和再创新。
